范源廉：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先驱

当当网，多家书店把《力从平地起，心向实处行：范源廉传》和《梁启超：亡命(1898—1903)》捆绑着一起销售。梁启超和范源廉这对师生，时隔近一个世纪后，居然这样相逢。

梁启超仅年长范源廉两岁。1897年陈宝箴兴办时务学堂，聘熊希龄为督学，梁启超为总教习。1898年3月，23岁的范源廉考入时务学堂，成为梁启超的学生。或因范源廉在老家湘阴曾做过五年私塾先生，他在时务学堂学习时，并没有如《时务学堂招考示》所倡导的去专注了解国外的坚船利炮等军事技术，而是将心思着力于教育。

《力从平地起，心向实处行：范源廉传》作者江峡，在中央文史馆馆员吴家驹回忆范源廉的文章里，找到了范源廉留学日本前曾多次发过的感慨：“曾（国藩）、左（宗堂）、沈（葆桢）、李（鸿章）诸贤达均曾派选聪颖士子出洋，然唯船坚炮利是求，于自强之根本，均未措意，吾安得一游东西洋各国，考察其教育普及之法，而建议于国家，以改善科学教育之空疏乎？”

范源廉去东洋考察教育普及之法的梦想，3年后在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的召唤和鼓动下，终于得以实现——原本家贫的范源廉担心费用，不打算留日了，梁启超写给湖南弟子们的信很及时地传到了范源廉手中。

“诸子但能东来习文字，数月便可译书卖稿。”梁启超在信中写道。如其所说，范源廉到日本后只几个月，便能翻译书报。译稿经梁启超润色修改后，上海各大书店争相购买。范源廉不仅能自给，还能寄回家补贴家用，甚至还能资助困难的同学。

1901年秋，范源廉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以期学习先进的、成体系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学习期间，范源廉对日本教育和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研究。

范源廉对西洋教育的考察，是他当了教育总长、又辞去教育总长之后。1918年5月到11月，他在美国考察教育。这次考察，让曾为一国教育总长的他羞愧得无地自容：“鄙人在美国时，有人问中国学生现有若干，其中男生若干，女生若干者，颇觉难于回答。盖美国人以为若干学生中，男女应各居其半，若告以吾国之情形，必视为怪事矣!”

范源廉最初热心教育时，并未想到此后有一日会当全国的教育总长，更没想到有一天会如此无地自容。英国哲学家卡莱曾说，羞耻心是所有品德的源泉。正是因为这可贵的羞耻心，范源廉没有沦为政客，而成为后世公认的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先驱。

“在现代建筑林立的旧街，这栋古朴的建筑历经沧桑，显得更为别致。尽管主楼墙体的天空蓝色墙漆褪去，斑驳的木门换成铁门，铁门在时光的风霜中变得锈迹斑斑，马头墙也因年久泛黑，但依然掩饰不了它曾经的荣光。”

写作这本书之前，历史学博士江峡曾重返历史现场，到了岳阳湘阴县文星街道三井头社区十字街的范源廉故居，看到眼前景象，他感慨“仿佛一场时空穿越”。

江峡还曾“穿越”到爬满了爬山虎的时务学堂故址。长沙闹市中的时务学堂，在停办后曾改成旅馆，旅馆毁于“文夕大火”后，其地基被实业家陈云章买下建了私宅，为纪念其父亲陈天倪，私宅命名为“天倪庐”。1922年应邀来长沙讲学的梁启超重返故地时留下的墨宝“时务学堂故址”，陈云章购得后，让人刻于碑。这便有了江峡看到的“时务学堂故址”。

江峡尽可能地重返历史现场，近距离地打量范源廉。他的这个近距离、重返“现场”还包括大量在范源廉同时代人的笔记、著作中钩沉——重返“现场”后，他不止是打量，还以时过境迁形成的上帝视角去评议当时人物。例如，孙瑛曾在《鲁迅在教育部》一书中提及的“出现了以范源廉为首的旧派势力和以蔡元培为首的新派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旧派得到袁世凯的支持，人数也是他们为多”，《力从平地起，心向实处行：范源廉传》中，江峡写到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次长范源廉接任时，评议道：“简单认为袁世凯支持的是旧派势力，则有失公允”。

之所以有人认为范源廉属于教育部中的旧派势力，是因为范源廉曾是晚清学部的留任官员，而蔡元培则是坚定的同盟会员，所以自然是新派势力的代表。江峡并不否认两人的政见和立场“难免相冲突”，但不认为是完全对立的两方，他引用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所写到的“以他所长，补我所短”，论证了范蔡二人突破所谓阵营的局限亲密合作的事实。

江峡也不认为范源廉是袁世凯支持的旧派势力，他在分析范源廉1913年第一次辞去教育总长的原因时，引用了吴家驹《追忆范静生先生》中所记载的，当时政界对教育界不甚了解，同时好使一些奸诈手段，贪污横行，铲除异己，这让范源廉“不善其所为，毅然去职”。

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教授所说，人物传记的价值，并非全然取决于传主的声名以及成就的伟大，普通人的传记同样甚至更有可能激活读者的内心世界，给人以心灵的滋养和启益。范源廉既不是声名昭著，也不是普通人，通过江峡的讲述和建构，不仅可以从范源廉的生命轨迹、人生境遇乃至心灵思考的了解，唤醒自己内心的记忆和生活体验，为自己的行为处世提供借鉴，还可获取认识社会、追求人生价值和意义等方面的启示。

潇湘晨报：我们讲起新文化运动、讲起民国时候的教育，会讲起胡适、蔡元培、陈独秀、梅贻琦等，但往往会漏掉范源廉。范源廉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被忘记的人？仅仅是因为他离世比较早吗？

江峡：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还有别的。我们看范源廉的经历，他进入教育领域是在清末民初。虽然参加过自立军起义，但起义失败了，后来的历史叙述还有意隐瞒了这件事。他进入到民国政府的教育部，身上有着“前清旧人”“北洋旧人”的标签，看起来似乎“革命性”没那么强。我们都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后，革命党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当时就设有教育部。随后南北议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与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合并。这时候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范源廉是次长。蔡元培在教育部遭遇了很多的阻力，于是很多人认为阻碍他的是北洋军阀势力。

其实从我们的考察来看，范源廉和蔡元培，可能在教育理念上有一定的分歧，但绝没有上升到“斗争”的程度。两个人的私交也很深，甚至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都有范源廉的支持。范源廉本人也是一位有独立思想的教育家，很多见解甚至超越了时代，非常进步。如果他是袁世凯支持的守旧势力，那为什么他当了教育总长后也和蔡元培一样遭遇种种阻力并屡次辞职呢？总不能全说成是时代的局限性吧？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范源廉这个人说话做事是很实在的，没有锋芒毕露。范源廉发起和参与了许多教育、慈善活动，在当时无疑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但如果没有后继者持续发掘他精神上的光辉，这样的人也会逐渐失去存在感。

潇湘晨报：北洋政府时期，教育界有两种教育主张：具有英美教育背景的人主张优先发展高等教育，代表人物是蔡元培；具有日本教育背景的主张先发展普通教育，代表人物是范源濂。您怎样看待他们两个人的分歧？

江峡：其实两个人的分歧，体现的是各自不同的出发点。优先发展哪个阶段的教育，并不是说只发展哪个，忽视另一个，而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快速、高效地实现教育救国。这也可以看成是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区别，不仅是国外，在中国的教育发展史脉络里也是很常见的分歧。蔡元培他们认为时代急需英才来唤醒民众，而范源廉在日本看到基础教育好，国民素质高，这种情况下产生英杰的概率也更大。蔡元培和范源廉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培养人才，教育救国。

潇湘晨报：在您溯源范源廉的人生轨迹时，有没有一些让您很惊喜或者说很意外的发现？您觉得他最有力量，是什么时候？

江峡：有的，比如前面提到的自立军起义，传世史料否定他参加过这个起义，但据我的考察，我倾向于认为他其实是参加了的，并且在这场起义中被深深地触动，进而改变了他对暴力革命的看法。我们从小接受到的教育里，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一定是进步的，革命精神值得肯定和歌颂。但范源廉在亲眼目睹和亲身参与了这场晚清轰轰烈烈的革命后发现，有些革命真的就像是“请客吃饭”，辜负了理论先驱们的理想，白白浪费了烈士们的性命。他侥幸逃生，身体和精神被双重暴击。我认为这段经历对他后来要优先发展普通教育是有影响的。组织这场起义的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是精英吗？但追随他们的都还是旧时代的军人和江湖豪杰，起义是水泊梁山式的。这样的革命必然会失败。虽说精神可嘉，但从理性的角度考虑，还是不应该盲目鼓吹暴力革命。暴力革命确实是改变世界的重要途径，但谁能否认范源廉主张通过发展普通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来改变中国，也是革命、进步的呢？

潇湘晨报：范源廉和熊希龄，他们可以被认为中国现代慈善的启蒙人物吗？在慈善方面，您觉得他的哪些主张，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江峡：是的。范源廉和熊希龄可以算是中国现代慈善的启蒙人物。范源廉最初是慈善公益事业的受益者，后来成为现代慈善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慈善理念，其实和教育理念有共通之处，都重视普通民众的力量。前面提到过，他认为慈善不能只满足于“为富当仁、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理念，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应该是人人参与的社会事业。这对我们今天也有指导意义。我们需要宣扬全民慈善的文化思想，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动员全民族参与慈善事业，这样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潇湘晨报：罗新曾说，我们写过去人的故事，这个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实现，认识过去，了解过去，反过头表达我们自己。在《范源廉传》中，您最想表达的是怎样的自己？

江峡：在写作这本书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历史，历来看重有迅疾打破功劳的革命者，而容易忽视有缓慢建设贡献的实践者。这其实是一种历史认知误区。因为正是两者的有序结合，才能创造大乱之后的治平之世。范源廉无疑是属于后者的典型代表。同为湖湘名士，他在民国政坛的耀眼程度，远不及黄兴、宋教仁、蔡锷等，而如果以所促成事业的影响深度而言，他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和慈善事业贡献的业绩，其实并不逊色于上述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