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中国的教育》丨一部用情怀写就的教育著作

团结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由柯春晖博士撰写的《城乡中国的教育》，是关注中国城乡教育的问题之书，展现中国城乡教育理念和实践的纪实之书，探索中国城乡教育往何处去的思考之书。讨论了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思想渊源、宏大实践，展开讨论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教育理念、政策、制度的转向和城乡教育的变迁。

2024年2月7日，《中华读书报》刊发了国际著名心理学家彭凯平撰写的书评文章《一部用情怀写就的教育著作》，文章中肯定了书中体现出的教育“情怀”，并从独特视角解读了书中关于城乡关系变迁以及教育发展的阐述。

以下为文章全文：

文丨彭凯平

“情怀”，这是我读柯春晖博士《城乡中国的教育》一书时脑海里反复萦绕的一个词。从作者本人在本书前言里所袒露的心路历程，到对城乡中国这么一个附加着深重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教育政策、制度、公平、伦理等问题的探讨；从对城乡中国“教育众生”“县中现象”等的叙事，到对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教育未来的展望，无不体现了本书作者深重的历史情结与人文关怀。也因此，“情怀”二字也就成为富有充分个体感受的“情结”与包容天下苍生整体亲近感的“关怀”两个相辅相成、宏微皆现的综合体现。如果在这上面再加上一个教育，那就成为了对塑造人类文明最基础的社会功能的祈望。祈望教育幸福，祈望孩子成功，祈望文化复兴，祈望国泰民安。这正是我所认识的柯春晖博士的极为鲜明的个性特征。

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问题，应该是自人类社会出现城市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自城市产生以来，人群就分成“城里人”和“乡里人”、“市民”和“农民”，从而产生了城乡差别和城乡对立的矛盾关系。物理空间概念的城与文化空间概念的市，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人类文明最富有价值的创意。综观历史，城乡关系发展的矛盾变化，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社会的一个巨大特征和浓重底色，构成了一副坚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框架。这种坚固，几乎决定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铸就了中国社会和公共政策的性格，同时也客观造就了中国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的选择，型塑了中国城乡教育的不同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城市和乡土两个曾经的不同空间，在大时代的变迁里逐渐融汇，教育在其中载浮载沉、潮起潮落。长期关注并深入研究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中国背景下的中国教育问题，不仅难度大，而且困难多，更不被很多人所理解。做这件事的人，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更需要一种大情怀。

教育，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基石，事关社会进步和个人福祉的实现。正因为如此，教育是一个需要而且必须具有情怀的事业。教育的从业者们，无论他是教育管理者、实践者还是研究者，都需要有对教育最深厚的情感，也应该“一以贯之”地始终保持一种理性、一种理想、一种激情、一种执着和一种追求。教育者的使命决定了其必须拥有同理心与同情心。

任何社会，其实都存在不同的阶层；任何时候，即便是公平公正普遍实现的时候，也有相对弱势、处境不利的人群，居于底部的阶层总是经历苦难最多的群体。而教育，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的最伟大的工具，提供了改变“底层”人命运的可能。正因如此，欠什么也不能欠教育，赚什么也不能赚孩子的钱。

正如书中所述的那样：在底层群体的人生视野中，平等的教育，一直是他们头顶的那一缕阳光，脚下的那一级阶梯。教育能够促进阶层向上流动，改变穷人的前途命运，助推社会的公正，这是很多人心中坚如磐石的信念与祈望。对底层群体教育的重视以及实现的程度，彰显着社会的公平，也体现着文明程度。而能否持续地关心、关注底层群体的受教育状况，并为他们“鼓”与“呼”，体现着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良知。

《城乡中国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作者将自己的种种经历融入其中，用心至诚，用情至深。书中既有宏大的叙事，又有精微的品证。例如在“城乡中国的‘教育众生’”一章，作者选取了民办教师、代课教师、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大学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作为重点的研究与考察对象，采用教育叙事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解读，讲述他们曾经的遭际，进而上升到对教育政策和制度的洞见。在“城乡中国的‘县中现象’”一章，作者以黄冈中学、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会宁中学为例，将中国大地上存在着的独特的“县中现象”作为研究和考察对象，探讨了“县中”故事的背后与未来。细细读来，我们似乎读到了这方土地上那些曾经的过往、那些或许遥远的故事，以及五味杂陈、烟熏火燎的生民气息。

积极心理学，顾名思义就是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心态去认识人、发现人，从而激发人自身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让人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的潜力并获得美好的、幸福的生活。教育的所有意义、目的与价值，就在于唤醒人类心灵中的真、善、美。从这种意义上说，积极心理学与教育的本质异曲同工、相得益彰。而由于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水平的限制，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人们认知水平的局限，教育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无法完全展开、呈现其理想的状态。揭示教育的历史局限性及某个时期政策、制度等等的不完善性，并不是要纠缠历史、跟历史过不去，而是为了如伽达默尔所说以某种方式来倾听过去，使过去的意义成为我们所能听得见的。这种对教育不完美性的揭示和对于教育“乌托邦”的期待，也是教育情怀的深切体现。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突破了学术著作的范式、套路。书中有许多“人”和“事”的描摹，使得本书尽管是一本学术性著作，却显得鲜活而生动。正如作者所言：“历史的主体是人，制度和政策的主体、出发点、落脚点是人。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抽象的，没有人的历史是缺乏温度的，而脱离了人的政策和制度研究则是冰冷的。”书里写到了“城里人”和“乡里人”“异乡人”、乡愁、高考标语、“小镇做题家”、中国人的“状元情节”等等，尽管有些许苦涩、无奈，却又充满温情与温度，理性中交织着情真意切，细致中彰显着宏大无边，也使得本书具备了强烈的文学可读性。

（彭凯平，男，1962年生，湖南岳阳人，国际著名心理学家；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现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心理学系系主任和清华大学-伯克利心理学高级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积极心理联合会（IPPA）以及国际积极教育联盟（lPEN）中国理事）